论《死屋手记》中的囚犯

［摘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以高度纪实性的写作手法描写了千奇百怪的囚犯和他们惊心动魄的故事，试图从囚犯入狱的原因、囚犯入狱后的态度、囚犯入狱后的最终命运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此作详细分析。［关  键  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入狱原因；囚犯态度；囚犯命运
绪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命途多舛、饱经坎坷的作家，《死屋手记》是他年轻时因为参加了反对沙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后被从执行死刑改判为流放远东，在历经了十年艰辛异常的西伯利亚苦役生活后，结合他在监狱中的大量真实见闻所创作的长篇半自传体式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其兄长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谈道：“顺便说说，我在狱中得到了多少民间的典型和人物啊!我和他们一起住惯了，因而，我觉得，对他们很了解。有多少流浪汉和强盗的故事以及一般平民不幸生活的故事啊，足够写出几大本书。”［1］故而该小说以其格外出色的纪实性而著称，其真实地揭露了沙皇俄国残酷恐怖且令人丧失人性的流放制度和监狱生活，着重描绘了诸多扭曲怪异的囚犯和他们种种野蛮残暴的行径，“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鲜明图画”［2］3。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只在于批判这些犯罪的囚犯，更在于批判沙皇俄国落后的社会制度（不仅仅是流放制度）。正所谓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譬如歌剧《白毛女》就清楚展现了近现代中国切实发生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情景，诚然这些囚犯罪行累累，但其实他们中有很多人也只不过是沙皇俄国落后的社会制度下可怜的牺牲品罢了。这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死屋手记》所强调的核心观念——“大家都同样是人，囚犯也是人”［2］295，这也是他一贯主张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今人若是翻阅《死屋手记》，或可了解这些囚犯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世界，加深对沙皇俄国时期的西伯利亚苦役流放犯的认识。一、囚犯的三种入狱原因“在1801至1917年，超过100万名沙皇臣民被放逐到西伯利亚。”［3］由此观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囚犯数量十分惊人，而《死屋手记》通过“我”——戈梁奇科夫的视角，揭示了这些囚犯入狱的原因：革命者、犯罪、其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描写了不少“革命者”囚犯。戈梁奇科夫结识的第一个“革命者”囚犯米·茨基，其原型是波兰革命家亚历山大·米列茨基，因为积极参与波兰独立运动，被沙皇俄国政府判处十年苦役。在结识了米·茨基之后，戈梁奇科夫还结识了其他“革命者”囚犯。戈梁奇科夫在澡堂里偶遇托·夫斯基，一个反对农奴制、主张波兰独立的“革命者”，他也因此被判处七年苦役。除了这两人以外，若·斯基也是给戈梁奇科夫留下印象的“革命者”囚犯，他其实是著名的波兰革命家约瑟夫·若霍夫斯基，因为在华沙发表革命演说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十年苦役。“革命者”囚犯是监狱中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一类群体，他们意志坚定，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因为积极投身革命而入狱，故而他们在监狱中也往往不同于其他囚犯——他们依然正直刚强，愿为维护囚犯的正当诉求而出头，但他们同时又对其他囚犯不屑一顾。这也不难理解，“革命者”囚犯都认为“革命无罪”，所以不会认同自己是真正的囚犯，自然看不上甚至厌恶那些“真正的囚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此在文中委婉地批评他们：“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总是怀着很深的偏见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人，只看到苦役犯残酷无情的一面，不能甚至也不愿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好的品质，任何的人性。”［2］313-314
死屋中的大多数囚犯是因为犯罪入狱，这些罪行或大或小，罪名众多。卡津是因为贩卖私酒而入狱，但小说还暗示了他的实际罪行不只如此，可能还包括虐杀儿（以上为96页）童这样骇人听闻的罪行，反映出卡津的残暴至极、充满兽性。所以，即使是在监狱中，他也依然是最坏的几名囚犯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言人戈梁奇科夫则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而入狱，原因是“嫉妒”。小说没有明确指出他嫉妒妻子的具体内容，但是因妒杀妻，已经足够残忍荒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纯粹的恶性犯罪之外，部分囚犯是出于特殊原因而被迫犯罪，譬如一个年迈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当面对沙皇俄国政府鼓动甚至强迫旧教徒改变宗教信仰时，他为了维护自身的宗教信仰，作为主谋之一和他人一起放火焚烧了正在兴建的一座皈一教教堂，因而被判处苦役。譬如，囚犯巴克卢申是因为爱情而犯罪，他的恋人路易莎被威逼嫁给她的德国远亲——老头子舒里茨，他听说后气愤至极，跑去枪击了那个德国人，然后被告发，最后发配到了西伯利亚。可见，这些囚犯虽然都是因为犯罪而入狱，但具体原因却各不相同，有些让人唾弃，有些则不免让人同情。少量囚犯是因为其他原因入狱，譬如鞑靼兄弟中的老三阿列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阿列伊被夸赞为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具备许多可贵的品质：善良、诚实、开朗、温柔、聪明、谦逊，疾恶如仇，像少女一样纯洁等。这样的人显然是不可能蓄意犯罪的，他只是被五个犯下抢劫命案的兄长牵连了。除了阿列伊，苏希洛夫也是一个无辜的囚犯。苏希洛夫是地主家的奴仆，性情纯朴、头脑简单，本来只是流放的他被另一个重刑犯米哈伊洛夫轻而易举地哄骗，顶替他进入了环境更加严酷的“特别部”，而他所获得的报酬仅仅是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所以他被其他囚犯大肆嘲笑羞辱。通过阿列伊和苏希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揭示了沙皇俄国的监狱除了真正的犯罪者，还存在无辜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二、囚犯的三种态度这些囚犯无论来历如何、罪行如何、品格如何，他们统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没有屋顶的大型露天监狱”之中，然后被禁锢在真正的“死屋”里。然而在入狱之后，他们却怀着不同的态度：如鱼得水、苦中作乐、逆来顺受。在监狱中，只有极少数囚犯能过得如鱼得水，前文提到的囚犯卡津在监狱中就适应得很快，还在监狱里继续经营私酒生意，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很是滋润。然而，这类囚犯最典型的还是贵族出身的青年囚犯A。囚犯A通过告密，踩踏着许多无辜之人的鲜血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即使东窗事发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也依然没有感到悔恨，甚至连一般人面对坐牢都会感到的难堪都不曾有过分毫。相反，他非常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新命运，甚至觉得，苦役犯这一称号能使他放手去干更下流、更无耻的勾当。“苦役犯就是苦役犯；既然成了苦役犯，就可以去干卑鄙下流的勾当，也无须感到羞耻了。”［2］87在入狱后，囚犯A也践行了他的想法，和监狱管理者——那个残暴的少校勤务兵费季卡结交，重操告密旧业，导致很多囚犯受到严酷的惩罚，而囚犯A却过上了相对舒服的监狱生活。可以说，囚犯A完全契合了孟子所说的：“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4］丧失了人性中所有美好的因素，只余纯粹之恶的存在，已经不能称之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戈梁奇科夫之口，在文中指出：“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精神方面的卡西摩多。”［2］88
在监狱中，绝大多数囚犯被迫选择苦中作乐。囚犯在死屋中普遍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戕害。精神上的折磨首先体现在死屋极大地限制了囚犯的自由，它占地广阔、戒备森严，被高大的围墙和密集的栅栏环绕着，将所有囚犯和外界彻底隔绝开来，在这样封闭至极的环境下，囚犯入狱后成为失去自由的“笼中鸟”。此外，还体现在“强迫劳动”上，“强迫劳动”就是强迫囚犯持续进行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劳动，“譬如说，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2］126。其具有强烈的折磨人的色彩，也不能让囚犯完成劳动后收获成就感，故而会使囚犯感到痛苦。然而，“集体生活”所带来的精神折磨则更加强烈，戈梁奇科夫点明了原因：“监狱里往往有些人并不是谁都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2］27前文论述的囚犯A、杀人犯卡津就属于连囚犯都不愿意和他们一同生活的存在。此外，在这种集体生活中，囚犯之间往往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互相咒骂、勾心斗角也是常有之事，囚犯还要互相防备偷窃之事。譬如，戈梁奇科夫的东西就被另一个囚犯彼得罗夫偷走了，而他对此无可奈何，可想而知偷窃在狱中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事了。除了精神上的折磨，囚犯普遍还受到肉体上的戕害。其首先体现在囚犯都要戴上惩罚性的脚镣，其危害在于会使囚犯行走困难，并且导致囚犯的双腿萎缩变形。更荒谬的是，囚犯中的病患也要戴上脚镣，致使他们的病痛加深。除了脚镣，以鞭刑、棒刑为代表的各种肉刑在监狱中则已经完全病态化，与其说是惩恶扬善的手段，不如说是监狱管理者彰显自身权威和满足施虐或报复心理的工具，不少囚犯因此被活活打死在刑床上。这些残酷的肉刑和（以上为97页）脚镣、铁链一样，无疑没有实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认为的：“人们不应从罪行的角度，而应从防止其重演的角度，来计算一种刑罚。人们需要考虑的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未来的混乱。人们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使作恶者不可能再有重犯自己罪行的愿望，而且也不再有仿效者。因此惩罚应该是一种制造效果的艺术。”［5］98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大多数囚犯自然学会了找乐子。监狱中的乐子往往和金钱密切相关，所以，这些囚犯全都爱财如命，为了搞钱无所不用其极——在狱中走私酒水、开设赌场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会直接去骗、去偷、去抢其他囚犯的财物，而他们搞到钱后就会马上去找乐子。囚犯所找的乐子主要是酒。酒在俄国社会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俄国方兴未艾的时候，当时的统治者弗拉基米尔一世正为俄国物色一种适当的宗教信仰，来自保加利亚的穆斯林向他描述了伊斯兰教的禁酒习俗。听到这些之后，弗拉基米尔一世皱了皱眉，“喝酒”，他说，“是罗斯人的乐趣，不喝酒我们活不下去”［6］147。的确，俄国社会上到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爱酒好酒，酒已经渗透入俄国文化的血液之中，“即使在今天，俄罗斯人的饮酒文化也是以不要命的纵欲狂饮和过度饮用伏特加酒而著称。”［6］155相比于普通俄国人，囚犯可能更痴迷于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们会陷入一种迷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享受到了短暂的逃离现实的快乐和精神上的狂乱的自由，然后他们愈发迷恋酒，为了下一次的痛饮可以不择手段来搞钱。这就形成了“搞钱—酗酒—为酗酒继续搞钱”的无限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囚犯主动追逐的实际上是一种向恶的自由和堕落的快乐。别尔嘉耶夫曾明确指出：“他所有的悲剧小说都是人的自由的体验。人都是从造反式地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开始，准备好了经受任何苦难，实施一切狂妄行为，为的就是要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7］40“不仅有善的自由，还有恶的自由”［7］43囚犯为了体验自由之乐从而无所顾忌、胡作非为，其底层逻辑是自洽的。此外，监狱中也不乏逆来顺受的囚犯，前文提到过的苏希洛夫就是如此。苏希洛夫是“天生的乞丐”，他奴性十足，始终逆来顺受，对他人唯命是从，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他与戈梁奇科夫此前并无任何交情，却主动找上门来服侍戈梁奇科夫，听候他的所有差遣，替他洗衣、沏茶、找东西、办理杂务……在狱外他是地主家的奴仆，在狱内他还是其他囚犯的奴仆，既可怜又可悲。鲁迅先生曾在《摩罗诗力说》中评论英国诗人拜伦：“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7］后人多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评价孔乙己，用这句话来评价苏希洛夫显然也是十分合适的。然而，我们还需看到，在奴性之外，苏希洛夫或多或少还残存着人的尊严，就像孔乙己在面对他人嘲弄他偷书时会为自己的尊严辩护，苏希洛夫也会在戈梁奇科夫指责他拿钱不办事时伤心至极、痛哭着为自己陈情，在那之后戈梁奇科夫也敏锐地察觉到苏希洛夫对于此事将永远不会宽恕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苏希洛夫是一个矛盾的人，但他又具有强烈的典型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人不只是普通老百姓中间有，就是各种社会团体、阶层、党派、报社、会馆里也有”［2］67。可以说，苏希洛夫代表了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类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类人既持批评的态度，又怀有深深的同情之心。三、囚犯的三种命运《死屋手记》讲述了不少囚犯的命运，有的囚犯在狱中死去了，有的囚犯潜逃失败了，有的囚犯则顺利出狱了。监狱中有一个相当不起眼的囚犯，叫米哈伊洛夫，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但他患有肺痨，总是郁郁不乐，最后在监狱附属医院中悲惨地死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使用了不少篇幅来描写米哈伊洛夫之死。“正如囚犯们后来所说的，他仿佛是‘干枯’在监狱里了”［2］206，可见监狱真是个吃人的沙漠，让一朵原本娇艳的鲜花从此枯萎了，而他的彻底“枯死”则是在监狱附属的医院之中，他并不是清醒且痛快地死去，而是神志不清地弥留了几个小时之后才死去，这几个小时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场漫长的“凌迟”。小说中对他死去时身体的描写可谓令人毛骨悚然：“瞧着他那颀长的身躯、骨瘦如柴的胳膊和大腿、凹陷的肚皮、隆起的胸部、一根根外露着的青筋、满身的骨头架子，确实叫人感到可怕。他身上就剩下一个巴掌大的木十字架和一副脚镣了，看来那副脚镣很轻易地就能从他那瘦骨棱棱的脚上脱下来。”［2］206前文谈到过囚犯即使患病，脚镣也照戴不误，这让患病的米哈伊洛夫更加痛苦；而米哈伊洛夫死后，那副脚镣却可以从骨瘦如柴的脚上轻易摘下。这一幕，多有讽刺意味啊！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而监狱的医院却如此缺乏人性，而米哈伊洛夫之死只是许多在监狱中痛苦死去的囚犯的缩影。有不少的囚犯遭遇着同样不幸的结局，而那些侥幸未死的囚犯也不免心生兔死狐悲之感，也许，下一个就是他们自己。这些囚犯在狱中养了不少动物，如狗、马等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只受伤的草原鹰。这只草原鹰高傲而凶（以上为98页）猛，曾自由翱翔于无垠的天空，所以它始终拒绝屈服妥协，拒绝被监狱同化成“笼中鸟”，而它的表现也令很多囚犯对它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们不禁感慨“它是一只自由而凶猛的飞禽，它是过不惯我们监狱的生活的”［2］289。于是，他们决定放这只草原鹰离开，这只草原鹰即使翅膀负伤，也依然迫不及待地飞走了，它渴望自由并享受自由，这些囚犯对此也非常高兴，仿佛飞走的是他们自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只飞走的草原鹰隐喻着渴望自由的囚犯，也暗示着会有囚犯选择像鹰一样逃离监狱。监狱也的确出现了越狱潜逃事件，前文提及的囚犯A就伙同另一个囚犯库利科夫，在一个波兰籍卫兵的帮助下从监狱中逃亡了。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在小说中俗套地安排他们逃亡成功，他们不像草原鹰一样幸运，不会有囚犯阻止草原鹰重获自由，但监狱的管理者和卫兵一定会想方设法把逃亡的囚犯抓捕回来，他们很快被捉住，然后都挨了严厉的棍刑。和飞走的草原鹰比起来，他们依然是失去自由的“笼中鸟”，到了这里，这些囚犯身上的悲剧色彩更浓郁了。《死屋手记》以戈梁奇科夫的顺利出狱作为尾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选择让戈梁奇科夫直接倾吐“我渴望自由”“我想要出狱”之类的话，而是运用大量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细致描绘了戈梁奇科夫在服刑的最后一年心急如焚地等待出狱的心理状态。在最后的监狱岁月中，戈梁奇科夫始终心神不宁，能够弄到书看后更是悲伤于自己已经脱离外界太久，对新名字、新的一代、新的活动家无比陌生，他十分渴望赶快熟悉这些新事物。这里无疑是很高明的心理描写，凸显了戈梁奇科夫急不可耐地想要出狱迎接新生活的心理状态。当戈梁奇科夫真正出狱的那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细致描写了他摘除脚镣的一系列过程：抬脚，放铁砧上，转动铆钉，用榔头砸，铁镣掉落，戴上脚镣意味着“剥夺自由”，而摘除脚镣则代表着“解除束缚”，表明戈梁奇科夫从此刻起获得了新生。相比前文提及的在狱中死去的囚犯和潜逃失败的囚犯，他是个十足的幸运儿，他的出狱也让我们从整部充斥着黑暗与悲剧的小说中看到了阳光般光明的希望。结束语《死屋手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一经发表就引发了轰动，托尔斯泰在1880年9月26日致友人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近日身体不适，一直在读《死屋手记》。反复读了多遍，不忍释手，我认为在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书了。”［2］5《死屋手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历程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作品，之后创作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可以看到《死屋手记》的影子。譬如阿列伊应当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善良的小儿子阿辽沙的原型。纵观整部《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书写囚犯。在他的笔下，这些囚犯从来不是僵硬呆板的、罪恶的符号，而是生动立体、有血有肉的人，和普通人一样会痛哭、会欢笑、会有种生命的欲望。在尾声处，他还让戈梁奇科夫提出了最终的拷问：“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这究竟是谁之罪？”［2］346小说虽然没有明确指明是谁之罪，但小说处处都揭示了落后的社会制度，或者说是残酷的社会环境让“人”异化成“非人”，迫使他们走上了犯罪之路，这些囚犯本质上是“不幸的人”。参考文献：［1］陀思妥耶夫斯基.人不单靠面包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M］.冯增义，徐振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78.［2］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M］.曾宪溥，王健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3］丹尼尔·比尔.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M］.孔俐颖，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5.［4］孟子.孟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259.［5］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98.［6］马克·劳伦斯·希拉德.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M］.王进，余杜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7］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2.作者简介：张馨云（2000—），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作者单位：湘潭大学